性事知多少|女同性恋才是王道？

导语

1970年代性学家海特发现，女人不需要跟男人性交就能达到高潮。于是，女人自身权利何在，异性恋意义何存，都成了性学家、女性主义者们争论的热点。有意思的是，在“政治女同性恋”女性主义者眼中，男人是女性阵营的敌人，女异性恋则是通敌的同谋。

1女人能够自己获得高潮

海特报告是建立在对男女两性的大规模调查之上的。这些调查最具争议的发现之一是，海特女性性报告中，“大约只有30%的女人能经常在性交中达到高潮”。这个结果本身并不新奇。很多女性似乎对性交缺乏热情这一点，性科学早就开始关注了。金赛、马斯特斯和约翰逊，还有其他一些人之前做过的调查已经发现，大多数的女人不能仅凭性交获得高潮。性学中的主流观点中，性被简单理解为异性性交，并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，绝大多数的女人“性冷淡”。然而，海特用她的研究结果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挑战。

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位列海特的重点批判对象。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阴蒂高潮做出了新的评价，但是在他们眼中，“正常”的性行为仍然包含着性交带来的高潮。此外他们还认为而且在性交过程中，阴蒂会由于“主动的阴茎抽插”带来的“机械摩擦”而自动达到高潮。女性主义者爱丽丝·舒尔曼就此评论道：“我想，这就好像是说男人走路时，阴茎会被内裤刺激勃起一样”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为缺乏这种“正常”反应的男女开创了新形式的性疗法，意在教会人们通过“让性回归其自然环境”来克服自己的“机能障碍”，也就是指导他们在性交中达到高潮。

据马斯特斯自己估计，在《人类性障碍》出版后的五年里，美国开设了3500到5000个提供性治疗的诊所。为了治疗这些被她们成为“特别脆弱的未婚男人”的性障碍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给这些诊所带来了革命性的新疗法——替代性伴侣（surrogate）。不过，他俩没有为性障碍的女性提供替代的男性性伴，因为这会与当时的“性价值体系”相冲突。而且后来在被一个怒气冲冲的丈夫——他的妻子志愿参与性替代工作——起诉后，他们就不再使用性替代者了。

配图：现代社会，性替代者（surrogate）一词越来越多地用来描述代孕者。

海特指出，大多数女人似乎都有能力达到高潮，只不过不是通过性交。实际上，在她调查的女性中，大部分看起来完全有能力通过刺激自己的身体来获得高潮。“82％的女人说她们会自慰”，海特写道，“每当需要时，95%的女人能轻而易举并且经常地获得高潮”。因此在海特看来，女人的问题不在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谓的女性“性高潮能力不足”，而在于社会定义性规范的方式：

每当需要时，女人能轻易并且愉悦地获得高潮（很多女人能连续多次高潮）的这个事实表明，毋庸置疑，女人知道如何用自己的身体得到快乐；不需要什么人告诉她们怎么做。有问题的不是女性的性“机能障碍”，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对性的定义，以及它加之于妇女的从属地位。

女人们发现自己在男人面前处于一种“性奴隶”的状态，海特说道，因为她们忽略自己需求而只为男人提供快感。她将性科学带来的性的生物模式等同于父权对女性的压迫，说道：

事实是，就像在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一样，女人在性中的角色也是服务于其他人的需求——男人和小孩。就像女人直到最近才普遍意识到她们被压抑着。与此一致的是，对于大多数的女人来说，性奴隶状态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方式。这些都是因为，人们总是认为女人天生就是要回应男人的性冲动，这是由生理构造决定的。……我们总是在文化意义（而非生物学意义）上定义性和肉体的关系，但是其实可以重新阐释或者根本不用理会这些关系的定义。

根据性的社会模式，海特针锋相对地提出，

我们社会中主导的性关系模式剥削并且压抑着女性。在这个模式中，除了能够满足男人需求的那些以外，女人是不能表达对性的想法的。

配图：女人地盘，男人勿近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海特改变了女性缺乏性激情这一点的含义。以往，它被解释为对性压抑的表达，女性应当从中“解放”出来；而在新含义中，它成为了一种政治行为，是“拒绝参加一种她们并未平等参与创造的制度”。在其男性性问题报告中，海特明确地将它与甘地在印度消极抵抗英国统治的运动作比较。海特用性科学自身的武器来对付它带来的“性事实”：她反过来用“科学”数据和方法的权威来增加自身观点的合理性。

海特的书因此也成为其他一些性学家强烈攻击的对象。如金赛报告的合写者沃德尔·波默罗伊，质疑海特的方法论戴着“政治有色眼镜”，而且“片面强调妇女解放”（women’s lib slant）。与此同时，像简·格乐普这样的女性主义者则批评海特“对科学的迷信”，即认为海特强调自己作品的科学性，这必定会将她自己置于跟男性性学家一样的“男性立场”。

2女同性恋：一种政治选择

异性恋被批判的原因是，它将男性的性需求置于优先地位，因而一些女性主义者呼吁要改变它。女性主义者们还呼吁女性要改良和男性性交的方式，称阴蒂为女性新的好朋友。但是也有人提出了“政治女同性恋”的概念。1970年代头几年，美国女性主义者泰·格雷斯·阿金森认为，女性主义是一种理论，女同性恋则是一种实践。

比如说“利兹革命女性主义团体”成员，希拉·杰弗里斯这样的学者就认为，只要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一直不平等，女人就应该完全断绝与男性的关系。女性主义者们相信，这么做能够促进女性之间的团结，尽管这并不要求她们真的与其他女性发生性关系。正如“利兹团”所主张的：

我们确实认为所有的女性主义者能够也应该成为政治女同性恋者。我们对政治女同性恋的定义是：一位被定义为女人本身（译者注：而非男性附属），而且不和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女性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必须要有同性性行为。

政治女同性恋们宣称女同性恋是“政治选择”，而非由生理决定的性向，由此提出了性的社会模型的一种政治版本。她们认为，性身份不仅仅是由文化、社会以及历史情境定义的，也是一种自愿的政治决定。正如利兹团所说，“尤其是通过性观念，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才能够维持下来”，所以在对父权制的斗争中，政治女同性恋是一种很重要的政治策略：

男人是敌人。而异性恋的女人就是通敌者。

配图：女同性恋与女异性恋的争论——男人是敌人？

因此像希拉·杰弗里斯和艾德琳·瑞奇等人就将女同性恋作为反抗父权制的一种立场，而并不一定要女女性交。1980年瑞奇的论文《强制的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》提出了“女同性恋连续体”这个概念，内涵相当宽泛，从任何形式的“反对男性专制关系”一直到生殖器性交。所有的女人都可以加入其中，体验“女性身份经验”。和杰弗里斯不同，瑞奇不要求异性恋的女性变成同性恋。“女同性恋连续体”允许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女人们联合起来，成为了需求全体女性团结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方式。

与之相反，妇女运动内的其他一些人则站在“女同性恋分离主义”（lesbianseparatism）这一边，认为女同性恋的生活要把男人排除在外，跟女异性恋也要区分开来。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认为，异性恋女人跟男人同床，这就是通敌的罪恶行为。

正如最有名的女同性恋宣言，一些美国激进女同性恋于1971年写作的《具有女性身份的女人》（The Woman-Identified Woman）所说：“我们的活力应该流向我们的姐妹，而不是流回我们的压迫者。”

相关的分离主义团体出现在多数西方国家中，比如美国的“芝加哥女同性恋解放组织”、“女同性恋分离组织”、“女同性恋组织”（Tribad）和“国际女同性恋联合恐怖会”，还有在法国短期存在的“激进女同性恋阵线”。不过，在更广泛的妇女运动中，这些分离主义组织都只占极少数，而且它们还引起了其他女性主义者的强烈愤慨。像琳恩·西格尔所说，她们讨厌分离主义者自命清高的态度和“痴迷于阳具”的想法。

配图：1970年代的激进女同性恋者们主张建立一个“女同性恋国家”（Lesbian Nation），这些思想对后来女同性恋维权组织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在法国，与女同性恋分离主义有关的争论迭起。最知名的女性主义杂志《问女性主义者》就因为卷入此争论而停刊。这本杂志于1977年由一个编辑团体创办，包括科莱特·开普顿·彼得、克里斯汀·德尔菲、艾玛妞尔·德·雷布赛，尼科尔·克劳德·马蒂厄和莫尼克·普拉萨在内（后来还加入了柯里特·圭洛敏和莫尼克·维蒂希这样的名人），并由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指导。

尽管离开这本杂志的编辑们宣称“在两性战争中，各种不同的女性主义是阶级合作关系”，但当这本杂志在1981年以《再问女性主义者》为名出版时，它的编辑团队却谴责女同性恋分离主义是“恐怖分子”，是“极权主义者”，“与女性主义原则不符”，并且强调“所有的女性都被男性以一种阶级来压迫；……女性主义是反抗普遍压迫的斗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