亿万富翁别想当总统？那些关于钱，权，名的选择…

王石说：“在中国社会尤其在80年代，突然很有钱，是很危险的。中国传统文化来讲，不患寡，患不均，大家都可以穷，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钱。在名和利上只能选一个。我的本事不大，我只能选一头，我就选择了名。”（你是认真的吗？）不过事实的确证明：对于权、钱、名的选择是一代又一代人面对的难题。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权钱名并重的社会，有人说你看人家国外亿万富翁基本没机会当总统（那wuli走位风骚的美国Danald Trump和一头秀发的英国Boris Johnson是不是可以洗洗睡了…）。权、钱、名本身不分对错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一代又一代人对它们的价值选择到底是怎样的？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今天，又会变成什么样呢？

文 / 何怀宏    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，伦理学教研室主任，博士生导师

1权、钱、名

首先说权力。这里所说的权力是明确的政治权力，例如担任政府官员，和福科所说的广义的、隐蔽的权力不同。

人为什么追求权力？有没有把权力作为本身目的来追求的？有的。但也有人并不是将权力作为自在目的，而是作为手段。比如试图改造中国与世界，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；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，获取成就感；也可以作为索取财富和名望的手段。一些人花钱买官，就是看到了权力背后的财富回报。

金钱有一种底线的性质。完全没有金钱就没有办法生存。而往高处看，物质的欲望又是无限的。因此，金钱几乎被所有人追求但又不像政治权力那么稀缺。社会中可以有大量富人，甚至一个很庞大的中产阶级，但权力几乎永远是金字塔型，塔尖是稀缺的。

名望比较复杂，它不像权力、金钱那么实在，有些时候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忽起忽落。但有的名望比较持久。

名望似乎是最有可能把物质和精神、有形和无形结合在一起的。名声其实存在于他人当中。知道你的人越多，你越有名望。名望很复杂，有各种各样的存在。从社会的角度来看，人们更强调一种文化的名望，因为文化名望曾经在制度结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权力也好、名望也好，都比金钱更引人注目，但也有它们的限度。

权力的本性会很容易有一种侵夺性或僭越性。因为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管理其他资源的，因此很容易把其他东西也据为己有，都纳入权力的范围。也就是说，某种意义上权力的本性是扩张的，因此不得不经常使用一些外在的也是同样强硬的东西来限制它。尤其最高的权力，如果不受制约，它同时也就是最大的财富和名望。在集权主义的社会中，最高权力者同时也是最大财富和最高名望的拥有者。

文化的名望会更持久。历史上多少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消失了，但人们还记得贝多芬和孔子。他们在所处的社会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权力和财富。所以有时候，文化比政治更长久。

2从社会变迁角度看权、钱、名

权、钱、名都是社会价值观，也是社会资源，因此必须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去讨论三者的关系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对这些社会资源的追求受到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影响。

在一个时代和一种社会制度中，人们追求什么是由这个社会提供的条件和可能性决定的。所以，不妨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来讨论权、钱、名的关系。

春秋以前基本是世袭社会，原则是“血而优则仕”。高位官职基本是由一些大家族垄断的，当然会有此起彼落，有些家族消失了，另一些家族慢慢兴起了，但基本上都是世袭的结构。到了选举社会，原则变成了“学而优则仕”。至少从唐以后，唐宋元明清都是科举，通过考试来选举官员。

划分世袭和选举社会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权、钱、名。这里的名望主要是指文化名望。社会分层的结构是由权、钱、名的分配规定的一个人要升职就要通过察举、科举制度。

这样造就了一个书卷气很浓的社会。从世袭社会到选举社会，获取权力的途径变了，但不变的事实是，政治总是占据关键地位，必须担任官职才能得到财富。所以中国最长久的政治现象就是官本位。但改变之处在于，血统是先天不可改变的，学则是后天可以努力获得的，无论是察举还是科举都是如此。

察举主要是地方长官从当地一些有名的人中，推荐几个人到朝廷去做官。推荐的依据就是名望。一是德行，一是才学。科举阶段不直接根据名望推荐，首先通过考试证明文化能力，金榜题名之后，获得文化名望才有任官资格。

当时的社会，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本位，但文化名望是获取权力的首要途径。中国人最重视权力和名望，使社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全民社会。

权力占优的社会并不少见，但像中国这样名望占优，在其他文明中是很少见的。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斯巴达社会。它把财富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，甚至排斥财富而重视武士的荣誉。

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中提到了这样的社会。他希望是一个统治阶层的共产制，这个共产制不是全社会的，只在武士阶层实行。一旦进入武士阶层，进入社会统治阶层就可以获得权力和名望，但不能有个人财产。试想，如果今天推行这个制度，告诉大家“欢迎来当官，你可以有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名望，但将失去个人财产”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愿意考公务员了？

这种某种程度上的“权民社会”一方面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，另一方面也遇到了困境—经济实力下降。这在近代与西方相比就很明显了。

古代中国人从来就不缺技术发明的能力，但为什么两千多年来技不如人、器不如人？

这与价值追求太有关系了，也就是中国人“志不在此”。科举变成千军万马走独木桥，这让中国的国力和财富明显受到了影响。

1905年废除科举制，文化土崩瓦解，知识分子“趋向革命”。这时文化名望衰落了。而经济的实力在近三十年迅速崛起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进入了一个“权钱社会“。从价值追求来说，这两者变成了最主要社会价值，权力也是以经济为中心，意味着整个社会国家的价值目标集中于此。对于个人而言，过去国家是唯一的雇主，现在则有多种多样的机会。

3各得其所，各尽所能

从社会趋势来说，权、钱、名还是应该相对分流，各得其所。过去的关系可能过于紧密，比如说权钱交易。为什么茅于轼提出，不要让有钱的人有权，也不要让有权的人有钱？这就是要在权钱之间产生一些分割。

在美国，亿万富翁几乎不可能竞选上总统。洛克菲勒对政治也有兴趣，但很难在政治上有所发展。政治是政治、经济是经济、文化是文化，不要搅得太紧密了。比如说，政府太重视哲学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的观点是不能太重视。各自做好自己的事不是更好吗？

权、钱、名之间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各有各的领域。不要一有了权力，就什么能力都具备了。布什、里根要在大学里得到名誉博士是很难的，经常被拒绝；中国的很多官员退休后马上到大学里当教授、院长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分流的关键是慢慢弱化或者消解官本位。关键的手段还是权力的制衡，要使这个社会各得其所，各尽所能。

影响社会结构的权、钱、名的分配，主要是指高端的分配，是影响社会统治阶层再生产的那种分配。但这种高端的权的分配应该不影响所有人的基本权利，钱的分配不应该影响所有人基本的生计；甚至还应该让人都过能体面地生活。名望也是如此，名望是稀缺资源，但它不应该影响到对所有人的普遍承认，人之为人的一种承认、尊重，这是基本的。此外，在价值方面，我们希望不光是权、钱、名，还要有更广泛的、超出于此的其他价值追求，比如说精神和信仰，都应该有恰如其分的地位。